2016年4月20日，国家治理研究院第18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雾霾风险治理框架下的信任危机应对机制研究-有效的风险沟通与多角色参与”，主讲人方芗老师。方老师现任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中山医学院副教授（双聘副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一直以来致力于风险治理、风险认知与风险的社会建构研究。本期沙龙由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玉成教授主持。
沙龙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1.研究缘起；2.风险治理与信任重塑；3.何为有效的风险沟通、多角色参与；4.英国谢菲尔德空气污染治理的案例启示。
近年来，人们对“雾霾”现象日趋关注，“雾霾”已然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我国的“雾霾”几乎成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讨论的《风险社会》理论在现实中的典型案例，“雾霾”的成因、风险及其引发的全民担忧这三个特征都符合贝克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的描述：第一、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第二、人们生活在对于这种风险的担忧和恐惧中，不确定性使人们产生对于科学技术、产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第三，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和主观建构性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除了具体的政策和技术层面的风险管控，人们同时需要通过风险沟通，意见表达和参与来平复心理上及主观意识上的担忧。
毫无疑问，“雾霾”的产生是由科技、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从而为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由于这种健康风险难以评估、且反应期较长，造成人们对这种风险存在担忧和恐惧，这种风险在大众传媒当中被广泛讨论，但是科学技术对风险的评估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支撑，也难以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因此容易被污名化和被放大。“雾霾”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同时也会导致人们在身体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主观上将其建构为由“雾霾”产生的不良影响，加剧了人们对风险的担忧。因此对这种风险的治理、管控不应仅仅在技术层面上实现，还应该通过政策、传播等领域去平复人们内心的恐惧不安，解除人们内心由此引发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那么，如何更好地开展风险治理呢？方芗老师与大家分享了其构建的一个风险治理框架。在该框架下，风险治理包含两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是收集知识，内容主体是一般的民众，他们的风险认知、风险建构是基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生活经验、在与人的沟通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减轻控制和管理风险，内容主体是专家，他们运用数字与模型进行风险评估，运用技术手段进行风险管控。在现实生活当中，民众的知识体系与专家的知识话语体系之间是平行的，不会产生交集，即使不断地尝试科学传播、科普，两个知识体系之间还是存在区隔的，这种区隔容易引发信任问题，信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引发信任危机。那么解决信任危机有两个重要的途径可以实现，其一是有效的风险沟通，其二是多角色参与（体制内、体制外），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解决信任危机。
具体到中国的“雾霾”风险而言，“雾霾”风险信任危机的成因包括：（1）民众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从大众传媒上获得信息认知，民众获得信息认知的来源与信息发布的渠道不一定吻合，民众根据主观意识建构雾霾可能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而在技术和政策上对雾霾的治理则依靠科学技术知识。（2）民众的知识体系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是两个相互平行的体系。这种知识和话语体系上的区隔会引发民众对于政府处理雾霾问题上产生不信任。话语体系中的区隔引发的不信任就来自于上层或者说风险的治理者在传播信息和安抚民众时用的是科学知识为依归的话语体系，或者是专家数据、专家指标为依归的话语体系。
可见，风险治理的内涵就是要打破两种知识体系之间的壁垒，重塑民众对风险治理者的信任。可能的途径有以下几种：（1）更多的知识传播和科普；（2）创造对话的平台；（3）有效的风险沟通；（4）多角色参与。
第一种途径在英国经过20多年的实践，被证实是无效的。为了进行广泛的科普，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金钱，但是收效甚微。
第二种途径基于认为实现双向的沟通有利于打破区隔的认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发现，平台搭建起来了，可是有意愿对话的人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对话产生的效力不强。因此除了提供平台之外，还应赋予参与对话的人相应的权力和提供知识学习的机会，为其提供帮助并促进其不断学习。因此真正会愿意参与对话的人一般都是有利益卷入的群体，或者是其已有的知识体系与话题相关的人。
第三种途径强调利用双向沟通的有效性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在这种沟通机制下，对于参与者群体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我国，仅仅讨论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沟通是没有效果的，需要区分这些群体，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和活动性的部分，有一定的日常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区分不同群体的基础上找到这些社会群体有效的沟通机制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沟通。
第四种途径第一个必备条件是有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群体，这些群体之所以有意愿参与，是因为其在事件中有利益卷入，因此在参与过程中会更多关注自己能获得多少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补偿。有参与能力的群体往往指的是该事件领域中的专家，在参与过程中一方面控制风险、一方面传播知识，在参与过程中对有可能接收知识的群体传播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且也获得这些群体的日常经验作为他们专业知识的补充。通过利益相关参与者的社会网络与行动能力，专家小组的参与和互动，这样的形式才有助于他们去进行双向沟通，这种沟通会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多角色参与。
为更好地理解何为有效的风险沟通，多角色参与，方老师借用英国谢菲尔德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案例作进一步解释。
在英国谢菲尔德地区，为了治理当地的空气污染，市政府引进瑞典的空气监控设备及模型对谢菲尔德市及周边进行空气实时监测，根据检测的结果对城市交通进行管制，希望通过交通管制减轻当地的空气污染。
交通管制对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市民开始对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为什么大家每天要根据这样一套设备及模型公布的数据而生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今天的空气污染程度并不高，但是数据显示的结果却仍然要对某条道路进行走向限制，这个数据本身有多科学？
因此大家开始关注政府的空气检测并参加到其中，不断地对政府提意见。参与的形式表现为把各种当地社区当中比较乐于发表意见和认为自己有意见可以发表的人组织起来做小组活动，包括local health care组织里面的护士、医生、营养师，公共汽车司机，房地产开发商等，这些群体分成5个不同的意见小组，这些群体有相当多的个人意见和专业意见可以参与进来，他们的意见在小组活动之后汇总到空气检测小组的科学家那里，科学家们发现把大众囊括进来没有任何坏处，他们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兼具专业性和生活经验的建议，他们提供的意见会成为一个比较有用的peer review 的信息。比如说公共汽车司机小组指出说安放检测的地点并不是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一条路线，公共汽车分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车型，有一些车型的污染会更厉害，指出按照车流量来分配观测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可能在这个线路上有更多污染严重的车会开过，他们的意见提出来之后，空气质量检测小组科学家依据他们的意见把观测点换在不用的位置，因此测出来的数据更为科学，市民小组的参与有效弥补科技与大众日常经验之间的缺口。
在英国谢菲尔德的案例当中，市民小组扮演了重要的参与角色，与市政府、空气质量检测小组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有效的风险沟通，共同为减轻空气污染，合理管制城市交通贡献了力量。
沙龙的最后，针对在座师生踊跃的发言，方芗老师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