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星：反腐高压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挤压，后门堵死了，但正门没打开

        去年年初，上海有多名厅局级官员辞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都有企业从业经历；（2）身居高位；（3）年龄优势明显。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离职之后的“原官员”一下子从“朝南坐”变成“朝北求人”，但是却比过去多了一份洒脱和快乐，他们认为现在为自己干活，所有的付出、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爱干嘛干嘛，爱怎么花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措施，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在采访中，“原官员”都否认了前述观点，赞同辞职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财务自由、人生价值。
        对此，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倪星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是对公务员们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倪星注意到，上海的确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公务员辞职，虽然这些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后门是堵死了，但正门没打开。”倪星说的“正门”，是一套合理的、能够留住精英的公务员薪资设计，“薪资达不到预期，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回归社会寻找价值。”
        倪星说，指望有能力的公务员仅凭“人民公仆”的精神“吃草产奶”不现实，表面上看好像国家省钱了，但实际上“亏大了”，“一，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时，工作懈怠；二，贪污腐败；三，省公肥私。”他认为，给予公务员中上收入水平的“高薪”不是为了“养廉”，而更应为了“揽才”。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薪资水平外，模糊的晋升制度，也正成为公务员们的一大“痛点”。说白了，能不能晋升，公务员们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成绩说话，不确定因素太多。
        专家倪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目前的确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务员晋升机制，公务员能不能提拔，不确定因素太多，“干好干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进入领导的视野。提拔主要依靠领导的注意力，没有多元化机制。”
        据他介绍，在一些欧美国家，公务员主要分为政治与行政两条线。政治线选拔政府主官（即地市、各部门正职官员），即使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只要选票足够，就 能担任；行政线为常务副职以下的职业文官，这些人主要依据年资来晋升，论资排辈。但在我国，这样的分条线方式，并不适合国情。
        另一个“大问题”是评价，一个企业可以按照产品的盈利情况以及每个环节工作者对产品的贡献度来评价一个人该拿多少钱，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定价、无法测量，“公务员干的事，到底对世界有什么效果、他贡献了多少，没法测量。”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国家曾尝试破题，比如按照项目执行情况来估价，政府部门如果可以节省下预算，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发奖金。但这种做法，争议极大。
        “公务员离职，对个人是好事，对政府而言，虽然整体影响不大，但需要多反思。”倪星说，总体而言，公务员中的精英还是很多，甚至“有浪费”，他们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应予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