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4日，国家治理研究院第二十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第一会议室（531）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小农与扶贫问题”，主讲老师吴重庆教授，吴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本期沙龙由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倪星教授主持。
吴重庆老师在讲中国扶贫问题之前，选择小农的话题与在座师生分享，认为从小农的角度切入来谈中国的扶贫，从考虑小农政策修订的角度也许可以找到解决脱贫问题的渠道。
关于小农问题目前仍有比较多的争议，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应该效仿美国，走规模化、资本密集型的道路，小农经济势必会被淘汰，这种观点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第二种是主张家庭内部以农补工，即家庭收入主要靠打工，农业收入作为辅助性收入，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国家工业转型升级的认识；第三种观点看到小农经济面临市场的困境，主张进一步开展农户之间的合作，统分结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述三种观点中，有两种都是否定小农经济的，第二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也是认为小农作为一种补充的形式，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总体来看，对于小农经济，污名化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在中国，小农的名声非常不好。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就用各种字眼批评小农经济，如“旧社会的堡垒”、“日趋没落”、“保守”、“迷信”、“偏见”、“愚蠢地固守旧制度”等，中国在革命过程中，也把马克思对小农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移植过来。
刘易斯在1954年《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中提出，“封闭而低效的传统农业部门拥有大量的隐性失业，只要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刘易斯看来，传统农业是非理性的，农业从业者也是非理性的，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解脱出来供给到城市当中去。
舒尔茨在1964年《改造传统农业》中驳斥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经济行为缺乏理性以及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是零等观点，他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从农业生产当中抽出部分劳动力之后，生产效率马上会变得不一样，农产品的收成也会受到影响，以此来批驳否定农业劳动力价值的观点。
俄国经济学家恰亚诺夫1925年在《农民经济组织》中强调农民家庭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小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即便不产生利润，也要进行生产，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不能用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来评价农业家庭经济。小农经济是以生存为导向的逻辑驱动，是一种广义的理性，既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作为一种谋生方式而存在。
然而，今天在中国农村，所谓的小农经济却无法同时作为一种谋生方式而存在，家庭经济想要以农业谋生，但是农业却无法成为主要的家庭经济来源，无法让小农经济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原因在于：我们今天是从“农业+副业”的农工结合方式发展到“非农业+农业”的方式，非农业已经成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成了一种辅助性的收入，收入来源构成的变化折射出农业从业者构成的变化，今天农业从业者大部分都是村里的弱势群体、老人。换句话说，今天在农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弱势群体，这些人因为现实条件限制无法外出打工，成了农业从业者的主要构成群体。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天比较盛行“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农业生产从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比如我们珠江三角洲现在做水产养殖，一亩的水面需要投入几十万的资金，资本已经对小农形成排挤效应，小农的生产、生存空间被挤占掉。
从统计数据来看，今天在中国，“公司+农户”的模式处于怎样的发展现状呢？2004-2013年，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从不到5万家增加到12万家以上，年均增长10.63%，据称带动了全国40%的农户。
黄宗智先生分析道，依靠家庭劳动力而非雇工的具有强韧竞争力的小家庭农场占到近97%。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的农业从业者中，只有3%的农业从业者是属于公司雇佣的农业工人，97%事实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农业生产，为什么公司不愿意去雇佣农业工人，而是要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把生产的单位归结到家庭呢？首先农户会化解农业风险，其次，雇佣一个劳动工人，公司需要付出非常高的监督成本，毕竟农业生产与工厂流水线上标准化的工业品生产是不一样的。采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商业资本（公司）降低生产风险，而在产前、产后环节做种子、化肥、农药销售、产品包装、销售的工作就可以获取相当高的利润了。
在“订单”和“契约”农业模式中，中间商和龙头企业借助家庭的廉价辅助劳动力，获得高于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规模生产的利润；将农业风险转移到小农户身上；获得额外的源自交易中占垄断优势的收益。所以，“资本下乡”在今天主要还是“商业公司+小农户”的模式，而非雇工经营的规模化生产。
黄宗智先生的分析告诉我们，今天中国97%的农业从业者还是在家庭里做农业，小农经济还是存在的。
吴重庆老师认为针对黄宗智的分析内容，有以下两点可以提出来讨论商榷。第一，今天的“公司+农户”模式中的公司已经不是商业资本了，它已经介入到农业的生产端去了，今天的变化就是公司生产基地化，原来的公司是把生产分解到家庭，今天的公司是承包一大块生产基地。数据显示，到2013年底，龙头企业辐射带动的种植业生产基地面积约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截至2014年底，工商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达到3882.5万亩，约占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的10%，年均增速超过20%。
陈义媛博士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尽管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然而，农户的种养收益仅等于其所投入劳动的工资，没有任何农业剩余，而企业通过控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条件，分别从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获取利润，这一利润的来源实际上正是农户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农户的劳动剩余被企业占取了。因此，企业与农户之间事实上形成了隐蔽的雇佣关系，在生产基地化情况下的农户，家庭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被改造了。
这个实证研究的结论很好地佐证了当前“公司+农户”模式中公司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资本，它通过“纵向一体化”沿产业链占据前向与后向各个环节的利润空间，挤压各种边缘人群的生产——生存空间。如果原来是靠家庭农业来获得收入来源的这些人，在农业资本主义“纵向一体化”的格局中，越来越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吴老师提出用工业“代工厂”的逻辑来理解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事“打农”的劳动，在农业一连串的生产环节中只承担其中的一个环节，前面环节与后面环节的利润全部被拿走，因此，今天的小农根本无法养活家庭。
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农业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在资本密集型农业盛行的情况下，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挤入去做资本密集型农业，所以这些人从作为剩余劳动力的溢出到作为弱势群体被挤出，这些人外出打工并不是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被挤出无法在乡土谋生所致。这是今天中国小农面临的严峻处境。
今天中国的小农，要么被迫在农村“打农”，劳动剩余价值被占取，要么由于缺乏资金被挤出农村到城里去打工。小农的这种处境，使得他们无法自主掌握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事自由的农业活动，从而发家致富。这也是为什么小农往往代表着贫困的根源。
在已有的话语体系中，贫困往往被归结于个人原因所致，吴重庆老师认为贫困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原因，在今天中国的贫困，其实是结构性的贫困，造成贫困的原因在于个人之外的更宏观的制度因素，这些客观的制度因素使人陷入贫困，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面对中国的贫困问题，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但在今天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非常难，首先需要认定贫困户，而贫困户的认定工作由于标准不一，地方政府操作的空间非常大，往往会加剧贫富差距，另一方面，精准扶贫要求对每一个贫困户量身定做脱贫计划，这不仅带来较高的成本，往往取得的效果也不甚理想。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结构性贫困的存在，小农与贫困户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交集，因此从小农的角度切入，如果国家可以针对小农推出一些普惠性政策，完全可以成为有效扶贫、有效脱贫的公共政策。
这个说起来虽然容易，但是真正落地实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文件精神都是倾向于扶强不扶弱，扶大不扶小，把精力放在造就农业大户、龙头企业上，较少考虑小农，考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应该怎么做。但是，最近一两年的一号文件有些表述开始调整，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小岗村的调研过程中，多次发表讲话，传达了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等精神。这就意味着小农这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活动的重要性已开始被纳入国家政策考虑的视野。
针对小农的扶贫政策具有非常大的社会意义，具体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在关注扶强的同时，也应该将目光聚集在扶弱上，如建立公益性农贸市场、信息平台、合作组织等上下游服务，通过合作组织实现产供销纵向一体化，使小农重新成为可以谋生的一种经济活动。
沙龙的最后，吴重庆老师就大家提问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为大家理解并重新认识中国的贫困问题开启了一种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