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1日，国家治理研究院第二十一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第一会议室（531）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互联网规制对青年政治表达和政治抗议的影响”，主讲老师卢家银副教授，卢老师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兼任中国传媒法制学会会长。本期沙龙由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玉成教授主持。
卢家银老师首先介绍了这项研究的背景，近年来，青年群体通过互联网表达政治观点和进行政治抗议的事件层出不穷，互联网对我国网络群体事件的结构性影响日益深入。为了应对这种网络表达和群体抗议的挑战，消弭网络表达的暴力与失序，我国相继制定了规制互联网活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一直未有经验研究探索和验证网络规制对政治表达与抗议的影响。基于此，卢家银老师以此为焦点开展调查，对互联网规制与政治表达、政治抗议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全面分析。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卢老师将网络规制分为民众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和对网络管控的心里感知两个层面，并做了四个研究假设：（一）青年群体对网络法规的知晓度越高，他们的政治表达频度就会越低；（二）青年群体对网络管控的心理感知度越高，他们的政治表达频度就会越低；（三）青年群体对网络法规的知晓度越高，他们的政治抗议频度就会越低；（四）青年群体对网络管控的心理感知度越高，他们的政治抗议频度就会越低。
为验证上述四个假设的真实性，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索互联网规制对青年政治表达与政治抗议的影响，研究对象为中国境内的18-35岁在校大学生，问卷形式为网络问卷，按照地域、城市、学校、学院、专业、年级和班级的层级分层抽样，共向9114人发出邀请，收回有效问卷2188份。
该研究的因变量主要包括政治抗议、政治表达，自变量包括法规知晓度、管控感知度。控制变量则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政治面貌、政治兴趣、政治效能、一般媒介使用、社交媒体使用和网络规模11个变量。其中，调查数据显示，青年网民的政治表达频率略高于政治抗议频率，但二者总体均不高。
针对上述变量及搜集到的数据，采用嵌套式回归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Sobel Goodman检验，建立了互联网规制、政治表达与政治抗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阐释了网络规制对政治表达和抗议的相互交融的因果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青年网民的法规知悉度对政治抗议既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又有通过政治表达表现出的间接的促进作用；青年网民的管控感知度对政治抗议既有直接的削弱作用，又有通过政治表达表现出的间接的限制作用。主要结论及分析如下：
第一，青年网民对网络规制的心理感知度对其政治表达和政治抗议具有削弱作用。这意味着青年人群对网络规制的感知越严厉，他们的政治表达与政治抗议频度就越低。主要原因有：（1）网络删帖、关键词屏蔽和网络诽谤入刑等网络规制举措增加了信息获取和观点表达的成本，使参与政治抗议的行为变得较为困难。（2）出于对政府制裁的担心或恐惧，网民很可能形成自我审查的习惯，他们既不会发布、转发涉及特定主题的信息或评论，也不会积极参与集体抗议行动。
第二，青年网民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度不仅对其政治表达和政治抗议没有削弱作用，反而有促进作用。意即青年网民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程度越高，他们的政治表达和政治抗议频度就会越高。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网民单纯对网络法规的知晓并不能直接导致他们减少政治表达与参与抗议，特别是网络删帖和关键词屏蔽的举措还很可能激发他们搜集信息的好奇心和表达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网民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悉（尤其是网络诽谤入刑和网络实名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仇官类谣言的数量比例和偏激程度，推动网络表达趋于理性，所以它体现出对政治表达和抗议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政治表达中介了网络规制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其中，政治表达既部分中介了法规知晓度对青年政治抗议的促进作用，又完全中介了管控感知度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削弱作用。这表明：网络规制先影响了政治表达，然后政治表达才作用于政治抗议。
第四，青年网民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度越高，他们对遭受处罚的担心程度就越低。原因主要有三个：（1）随着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度的提高，青年人群对网络活动的法律边界和自己享有的权利就会更为了解，他们的表达与参与活动相应地也会变得理性与合法，所以他们对受到处罚的担心程度就会降低；（2）近年来出台的网络法律法规均是公开透明的，禁止规范和处罚措施也是明文载定的，这相对于以往法律体系相对不完善时期所存在的网络管控的随意和违规制裁的威胁，青年网民遭受无端责罚的心理恐惧感自然会变小；（3）青年人群对网络法律法规的知晓度越高，他们就可能越了解当前我国推动法治建设的巨大决心和实际举措。
第五，网络规制并不是影响青年政治表达和政治抗议的最主要的因素。青年人群对传统线下媒体、线上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新闻使用、社交网络的规模、政治面貌、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表达与政治抗议频度。网络管控感知度表现为限制青年政治表达和政治抗议，而媒介新闻使用、社交网络规模、政治兴趣、政治效能等变量普遍表现为促进青年的政治表达和抗议。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男性、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频度较低，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人群的政治表达频度也较低。
沙龙的最后，就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不足等，卢老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本场沙龙既为大家揭开了互联网规制如何影响青年政治抗议的作用机理及其因果关系，也为大家演绎了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方法，使现场师生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