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在取得丰硕成果后圆满落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征程即将开启。习近平总书记在峰会闭幕辞中全面总结了峰会达成的诸多共识，五个“我们决心”字字千钧，意义深远。每个“决心”的达成，都有一系列具体成果坚定托举，也都有诸多难题有待世界各国携手并进、攻坚克难。峰会取得了哪些突出成果，体现了怎样的“中国智慧”？“五个决心”由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制定怎样的方案、采取哪些措施？《光明日报》从25家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中特邀11家智库的专家深度解析、前瞻建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肖滨教授也应邀建言。
成果亮点：就继续深化反腐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国际反腐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杭州峰会提出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制定《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原则、机制、行动三位一体的国际反腐败格局正在积极推进。
继续打造三位一体的国际反腐败格局，需要各国高度重视、凝练共识，以更高的关注度和紧迫感寻找反腐合作支撑点，在2016年年底前制定上述行动计划的落实方案，以持之以恒的信念推进国际反腐合作；各国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相互配合，加强反腐败法律执行与合作；不同反腐研究机构要实现信息共享、相互交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让阳光驱散腐败阴霾；要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加入反腐行动队，充分发挥智库力量，共同把反腐败推向前进。
近年来，肖滨教授不仅发表论文讨论发展国家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政治动力机制，而且及时在媒体上点评、分析广东反腐败的最新进展。为了使读者对其学术观点和媒体点评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特地进行了整理、摘编。
发展中国家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政治动力机制——基于印度制定“官员腐败调查法”的分析
【作者】肖滨 黄迎虹
肖滨，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迎虹，政治学博士，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
【摘要】当前的反腐理论以“国家中心主义”、“市场中心主义”和治理与善治理论为主要研究路径，它们在理论上建立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上，在分析上又局限于公私两大领域的划分逻辑之中，从而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经验有更为贴切的理解。2010年以来印度制定“官员腐败调查法”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存在另一种可能路径——“三元复合反腐”模式。在这种反腐模式中，政府、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构成反腐的三大主体，他们在遵守底线规范的前提下，形成了复杂的多面关系，以动态平衡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对“三元复合反腐”模式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不仅有助于探索新的反腐路径，而且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发掘其制度建设的政治动力机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反腐败 国家—社会关系 社会精英 社会大众
（原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广东反腐格局的三条主线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落马官员的特点分析，广东的反腐格局可以大致从粤西、粤东和珠三角这三条主线来分析。
粤西以茂名为代表，代表人物是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其落马后又牵出其前任市委书记周镇宏。粤西的腐败以“买官卖官”为主要特点。粤东以揭阳和梅州为代表，代表人物是梅州的朱泽君、李纯德和揭阳的陈弘平，这条线突出的腐败特点是“卖地”。珠三角以深圳为代表，还牵扯到珠海和广州。代表人物是许宗衡、万庆良。因经济发达，官商勾结的特点更为鲜明。肖滨认为，这三条线有一个特征，就是粤东、粤西都往往与珠三角相串联呼应。“有些人通过卖官卖地等方式捞足钱后，继续疏通关系，从粤东、粤西进入发达的珠三角区域，甚至进入了省委常委序列。”
肖滨认为，广东的腐败不是最近才有，早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隐藏得很深，甚至可以说早就形成了牢靠的包庇网。“以往打击力度不够，十八大后强力反腐，把他们的庇护网撕破了，很多问题官员就被挖出来了。”肖滨说，广东反腐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是拔出小萝卜带出大萝卜，又带出大冬瓜、大西瓜”。
十八大后，广东省反腐力度很大，其厅官落马数量位居全国第一。1月28日，广东省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介绍，2013年以来，广东查处厅官的数字逐年上升，分别为2013年38人、2014年95人、2015年170人。肖滨认为，广东落马厅官数量多，与高压反腐有关，也与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林存德的落马有重要关系。“林存德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分管地方干部，很多厅级官员的提拔跟他有关。传闻他接受调查时，供出了一大批人。”
肖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0月，因涉万庆良案，已经退休的林存德被广东省纪委带走调查。退休前，他还主持了2011年广东地级市集中换届。林存德虽非“老虎”级别，却因为他长期在组织部门掌握实权，被认为是广东反腐取得进展的重要人物。广东坊间传言，茂名原市委书记梁毅民、深圳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等上百位厅市级官员，都向林存德有过利益输送。有舆论认为，因为经济发达，让广东官员有了更多“腐败机会”。对此，肖滨认为，发展经济本身不是腐败的根源，“但是广东的官场腐败又的确跟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的关系。”肖滨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最早的强调招商引资、“三来一补”等，决定了官员跟商人存在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在法治不健全的背景下，官员个人的道德水平往往经不起考验。”
籍贯广东揭阳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姚树洁指出，广东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不断的“闯红灯”中前进的。在此过程中，许多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经济增长。而对于那些不把握好自己的官员来说，是一边闯红灯，一边给自己创造寻租的机会。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某国企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其说是“闯红灯”，不如说是“闯黄灯”更合适。“因为，在广东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有很多政策上的模糊地带，难以界定。”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举例说，广东逢年过节有发红包的文化，5元一个10元一个的都有。“以前领导来公司视察，我们也会准备一些红包，把几千元钱分到几百个红包。这些官员拿到红包后是否装入了自己口袋，我们不得而知。这究竟是不是属于行贿受贿也不好界定。虽然一家企业就万儿八千元，但会积少成多。”
2015年9月19日，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曾表示，当前广东腐败存量大、历史遗留问题多，土地工程领域的官商勾结、干部人事领域的买官卖官、以“红包”礼金名义行贿受贿等三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认为，曹鉴燎等人的贪腐历程，折射出过去有关部门选人用人标准的局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地区在选人用人上更倾向于‘经济能人’，把经济增速的多少当作主要政绩，却忽视了干部的党性修养、法治素养和道德品行。”在广东多名官员落马后，最近一系列人事递补调整工作已经展开。最近两个月以来，广东共有近30名正局级官员职务变动，全省21个地级市中有9个调整了党政“一把手”，佛山、肇庆、珠海党政“一把手”全换。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3月24日，也就是李嘉落马的次日，珠海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毅宣读省委有关决定：郭元强任珠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李嘉的珠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郭元强此前的身份是广东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这次赴珠海任职之所以受舆论关注，除了完成了珠海市委书记位置的“无缝对接”外，还因为他曾是广东首名通过“公推比选”的方式，历经面谈、笔试、面试层层筛选出的厅长。2012年2月份，广东省委组织部向各市和省直部门公布公推比选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选拔外经贸厅（后改称商务厅）厅长。“公推”是指由下一级党组织公开推荐人选，“比选”则重在比较，好中选优。郭元强最终从推荐报名的32名干部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郭元强今年50岁，他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高级公务员培训班学习时，肖滨曾经给他上过课。“我觉得他能在李嘉落马后的节骨眼上临危受命，说明他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肖滨认为，“三厅官举报对方是腐败分子”的问题，反映了官场生态本身出现了问题，这与目前采用的干部从上到下的任命制有关。“在这种制度下官员的特点是‘上跑下横中拆台’”。“因为乌纱帽是上级给的，所以他们往上跑，对上级很谄媚；也因为乌纱帽与下级无关，所以朝下横着脸；对平级而言，轻者互相不信任，重者互相拆台，互相举报。”肖滨认为，在目前没有大规模的成熟的民主选举的条件下，“公推比选”的方式依然有存在价值。“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选到优秀干部，另一方面也能减少腐败。”
（原文发于2016年4月11日第13期《中国新闻周刊》）
反思林存德案：如何限制 “选官之官”的权力
因干部培训事宜，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曾跟林存德有过直接接触。肖滨认为，林存德案与官员异地任职有一定关系。
肖滨称，为避免或降低本地官员的腐败几率，近年来，许多重要领导岗位的一把手，例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等，基本由异地派来任职。但是，他们一开始往往对当地的干部状况、风土人情等并不熟悉，这就为熟悉当地情况且掌握重要权力的副职提供了插手的机会。 “所以说，领导干部异地任职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还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措施。林存德案件说明，我们不应把领导干部异地任职看得过于理想化。”
组织部官员是“选官之官”，有分析认为，选官之官搞腐败，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不仅给群众的观感极差，影响了群众对官员信任度，还带坏了干部队伍和政治生态，最后一个人出事，一群干部跟着出事。林存德的落马，也引发舆论对如何管好组织部官员，杜绝这类官员腐败的热议。肖滨认为，按照目前的制度，组织部门的领导并不能直接决定干部的升迁提拔，但掌控了筛选环节。“组织部挡你一下你就进不来，拉你一下你就可能有机会，这使组织部门的权力很大。”对于如何管好“选官之官”，肖滨认为，首先，组织部工作的透明度还要加大。在党内的部门中，宣传部、统战部等对外界联系较多，开放性稍强，党委里面最神秘的就是组织部。
另外，肖滨认为，组织部门领导班子的配置要精心细致。“不仅要选好一把手，而且要在结构上下功夫，要精心配置好整个班子。”肖滨还建议，组织部干部任职期限不能太长。林存德长期在组织部任职，在副部长位子上干了10年左右。在这个位子上久了，难免会编织成牢靠而庞大的关系网，话语权越来越大。地方官员看到这一点，就追求长线投资，“养林存德千日，用林存德一时”。如果对组织部领导岗位适时轮换，不断补充新人，就会让想“长线投资”的人失去了目标。
（原文发于2016年8月25日总第770期《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