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21日，国家治理研究院第二十九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第一会议室（531）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风险争议中的认知差异和风险沟通——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主讲老师张洁博士。张老师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公共传播学系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危机传播与风险沟通、政治传播、公共关系、媒介话语建构等。本期沙龙由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倪星教授主持。
张老师先以两个新闻案例引入今天的主题，案例一是张裕葡萄酒农药残留事件，2012年8月9日晚，《证券市场周刊》于微博发出张裕葡萄酒含有有关农药残留的新闻，带来舆论扩散和张裕股票跌停的影响。案例二是上海1.7万罐假冒品牌奶粉案，2016年3月22日，《检察日报》报道上海市检察院三分院破获一起跨省冒牌奶粉案，不良商家购买廉价奶粉，冒牌雅培、贝因美等品牌进行销售。4月6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第二次回应这起案件称，“涉案产品经办案机关检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属于冒牌食品，主要是提醒消费者如果购买食用了该冒牌产品，不要过于恐慌“，这句话引发了舆论的狂潮，有人评论说，政府为了维稳，避免恐慌，而称假奶粉符合标准。为此，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案件属于商业欺诈，涉及知识产权问题，而非食品安全事件。
如何正确地认识食品安全事件呢？世界卫生组织把食品安全问题定义为“事物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在这个定义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对人体健康有影响”两个关键点缺一不可。
通过这一期的学术沙龙，张老师希望达到两个目标：其一，使大家对于固有“食品安全”的印象产生怀疑、冲击、甚至颠覆，让人们正视争议；其二，介绍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理论视角，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希望组建一个研究团队开展这方面的合作研究。
沙龙的第一部分，张老师介绍了风险争议中认知差异的分析框架。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认识、信念、态度、判断、感受等。为什么我们企业生产得越来越好，政府管得越来越严，公众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的风险认知存在多维度的差异，但学界、业界对这些认知差异的系统性分析还不够。
认知差异既包括公众主观判断与客观危害之间的鸿沟，也包括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认知区隔。比如说公众从直觉出发认为某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专家从技术角度，从概率上判断这个东西的危害性不大，这就是一种认知差异。
美国学者在1978年以后通过心理测量的方式来验证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1993年Sandman将这些因素归纳为愤怒因素（outrage factors）,这些因素会激发公众的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风险属性。
影响人们认知的二十个风险因子（愤怒因素）分别为：1.是否自愿接受；2.是否受个人自身控制；3.是否熟悉；4.是否公平；5.是否具有收益性；6.是否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7.被理解程度的高低；8.不确定性的大小；9.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即时性的；10.对儿童的影响；11.对未来世代的影响；12.受影响者的可辨识度；13.是否造成恐惧、威胁或忧虑；14.信任程度；15.媒体报道量的大小；16.事故的历史；17.危害是否具有可逆性；18.是否关乎个人的利益；19.伦理/道德本质；20.人为或自然造成。上述二十个风险因子会影响风险感知度的强弱和风险接受度的高低。
张洁老师自己归纳了认知差异的三个维度： A.危害事实（影响的现状与程度）B. 风险归因（原因与责任) C. 风险期待（诉求与解决)。只有找到各社会主体的风险认知差异，才能找到重建信任的沟通方式。
人们的风险认知除了受到事物本身带来的实际危害影响，还与个人对于风险的负面情绪息息相关。因此在进行风险认知差异分析时，要关注风险本身，也要关注个人的差异。
沙龙的第二部分，张老师介绍了风险沟通理论、框架及对策建议。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国，很多美国专家和政府官员都持有这样一种理念，认为公众是“无知”的，所以不需要他们参与决策，只是需要保障他们的健康、安全即可。1984年印度博帕尔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定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风险沟通研究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它的主要学科来源是风险评估，心理学和传播学。传统意义上，风险沟通的功能是告知、说服和教育公众，使他们按照专家提供的方式理解风险问题或接受某种风险（有关公众健康、环境、安全、技术）。 但是公众会认为单方面的、被精心包装的信息来源很有可能会侵犯自身的利益，不满于这种单方面的信息传递模式。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研究院重新界定了风险沟通的含义为“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不仅要讨论风险是否有危害，还要讨论管理机构是否合法，同时还要关注风险沟通过程是否有效。
从风险沟通的功能和内容上看，Fischhoff认为风险沟通一开始只重视向公众公开数据和结论，后来才进一步向他们解释数据的意义。当发现效果不佳时，也尝试用相似的案例去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风险的内涵，同时告诉公众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他们有特定收益的。最后研究发现，除了知识型地沟通，还要关注公众的情绪，对他们好，并从政治民主的角度促使他们成为共同的伙伴一起面对风险。
可见，美国风险沟通的发展经历了与公众隔离、到向公众公开，到基于公众的角度去解释风险和处理风险、再到与公众成为伙伴关系共同面对风险的过程。美国风险沟通的发展历程，为基于中国国情建立有效风险沟通框架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进一步分析张裕公司在葡萄酒农药残留事件的风险沟通过程，张老师构建了一个有效进行风险沟通的框架。
具体而言，风险沟通的对策建议为：以建立信任为核心，在观念上求同存异，允许差异存在，建立风险共治的机制。一方面要传播知识，另一方面要建构信任。
在观念上要首先承认不同主体之间是有认知差异的，在此基础上，要从重视“产品”到同时也重视“人”——就是要改变以往政府只重视制度建设和监管、企业只重视技术创新和品质控制的做法，政府和企业都要充分重视与人的沟通对话。在沟通的时候要关切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关注其切身的利益。同时要着力于“关心信任”（情感、感性层面）和“能力信任（知识、理性层面）”两方面的建构。
机制建设方面则要实现“政府搭台协调沟通，企业重视形成互动传播生态，高校科研机构发起对话、研讨和独立评价，主流媒体作理性的科学“转译者”、新媒体参与做科普与危机传播平台”的多方共治模式。
沙龙的最后，张洁老师希望邀请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卫生、法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参与其团队。团队计划首先进行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基础理论的梳理与分析框架提炼，然后结合中国现实问题进行认知差异的内容和成因分析、风险沟通的机制与对策研究，最后将研究成果从食品安全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
各位老师或同学如若有兴趣，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张洁老师：plm9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