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地方反腐败力度是影响腐败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对G省21个地级市腐败案件立案数与处分数的纵贯分析发现，过去十年中各地方反腐败力度存在着显著差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分权程度和政治周期显著地影响着地方反腐败力度。其中，经济发展与反腐败力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人均GDP为2． 4万元左右的时候，反腐败力度最大。地方分权程度越高，反腐败力度越小。与其他年份相比，政府换届年份的反腐败力度会显著降低。
自2012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反腐败风暴，最高领导层强调要用“刮骨疗伤”、“猛药去疴”的决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策略，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此思路的指导下，中央层面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查处腐败案件的数量、涉案官员的层级和规模屡创新高，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效显著，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认可。然而，在中央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各地方的反腐败力度却产生了分化，甚至出现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反常现象。
很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别强调政令统一的国家，为什么各地方之间的反腐败力度会出现差异? 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里面蕴含着哪些独特的地方反腐败逻辑? 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增进廉政研究的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反腐败斗争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G省为例，其下辖的21个地级市在2003 ～ 2012年的反腐败力度存在着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反腐败力度较小，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反腐败力度较大。为了探究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本文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地方分权程度和政府换届年份显著影响着地方反腐败力度。为了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和因变量的滞后效应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 － GMM)的方法，发现地方反腐败力度在年份上存在着参照效应，即当期反腐败力度受到前一期反腐败力度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发现，地级市层级的经济发展与反腐败力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
在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地方有迫切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冲动，对腐败容忍度较高，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反腐败力度较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腐败不利于进一步吸引投资，影响发展环境，地方有动力提高反腐败力度，从而增强地方竞争力。
而当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腐败现象的泛化会影响地方反腐败的决心，在经济发展的思想主导下，地方反腐败策略相对被动，反腐败力度变小。市一级分权有消减反腐败力度的效应，因为自主性越大的市，越有更强的动机与能力去维护本级政府、部门乃至官员个体的利益，当反腐败不利于既得利益时，反腐败力度自然会变小。
在地方换届的年份，为了实现顺利换届、维护稳定，地方反腐败力度会变小，尤其是对处级及以上官员的查处力度会变小。
此外，通过系统GMM估计模型发现，地方反腐败力度存在着参照效应，即当期的反腐败努力会直接受到前一期反腐败力度的影响。
本研究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均具有较大的价值。在理论上，本文发现与中央层面的腐败治理模式不同，地方反腐败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行动机制和表现特征，受经济发展水平、分权程度和政治周期的影响显著。该发现可以充实对反腐败力度差异的理论解释。同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应魏德安(2014)所发现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高发并存的双重悖论现象。
当前，中国治理结构设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反腐败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上，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反腐败的力度和重心，最终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与腐败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在政策上，本文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各类行政权力和各级政府官员均面临着大量的腐败机会。
在经济发展优先的背景下，依靠地方纪委加大反腐败力度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反腐败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强化地方反腐败的决心和动力，督促地方优化反腐败策略，加大反腐败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