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景跃进（清华大学）、陈明明（复旦大学）、肖滨（中山大学）
副主编：谈火生（清华大学）、于晓虹（清华大学）
其他撰稿人（排名不分先后）：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唐海华（中国人民大学）、李月军（中央编译局）、黄冬娅（中山大学）、关凯（中央民族大学）、项继权（华中师范大学）、袁方成（华中师范大学）、李锦峰（复旦大学）。
由景跃进、陈明明和肖滨三位教授联合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致力于从经验层面系统分析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组织结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及历史发展。该书是一部由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及中共中央编译局的13位学者组成的作者团队精心打造的精品力作。
全书具有两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将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钥匙，将“党政体制”作为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关键词，并且认为，应当处理好宪法与党章、法律与党规、国家机构与党的组织、正式制度与政治惯例之间的互补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二，强调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重要性，并主张应以内在发展和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府与政治。
以下为该书的部分章节摘录
一、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因身份划分而形成的、流动性很弱的等级社会。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资源严重短缺，并且完全由国家掌握和统一分配。国家不得不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设定身份、区分等级，并以此确定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和数量多寡。
这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实际由四大身份系列构成：一是基于阶级斗争需要而形成的政治身份系列。在农村有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等，在城市则有革命干部、工人、手工业者等。此外，在城乡存在“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政治身份把社会成员在政治地位上划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政治地位的身份划分对社会成员资源和机会的获得具有极大的影响。二是城乡身份系列。20世纪50年代逐步定型的户籍制度，以户口为依据将城乡居民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由此，城乡居民享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待遇。三是“干部”与“工人”的职业身份系列。这两种身份划分主要依靠“编制”：干部编制属于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管理，而工人编制则由劳动部门管理，两种编制是不能彼此跨越的。四是所有制身份系列。这是指因“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而形成的两种社会身份，即“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二者之间的身份也是不能轻易变更的。显然，这种身份社会不仅等级森严，而且难以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经济、政治社会本身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首先，社会阶层趋向多元化。目前中国社会分层标准已经从原来的以“社会身份”政治性指标区分社会地位转向现在的以“非身份”经济性指标区分社会地位。具体来说，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社会分层的根据和指标，取代过去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指标。按照这种分层标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十个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显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将会出现更多的新兴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将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其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改革开放前，在“身份制”和等级结构下，不同的阶层之间几乎不具备流动性。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使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注定从事农业，做农民；出生在城市的人，则成为工人和干部的后备人力资源。农民想转变为工人，或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不存在开放性的制度渠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城乡分割的松动，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开始渗入社会，与此同时，国家恢复高考，实行公务员制度，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人们有了择业自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
最后，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阶层的崛起。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改革开放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的冲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被消灭殆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推进，私营企业主重新成长起来了。私营企业主一般是指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1981年才有第一个私营企业主。到2000年底，私营企业已发展到176万户，投资者为395万人。2001年私营企业发展到202.85万户，投资者为460.8万人，从业人员为2,714万人，已形成一支相当庞大的经济力量。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经历了快速变革之后，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称之为“社会阶层位序”的定型。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是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分层等级中的排列次序。社会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数量及三者综合实力。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位序中，一方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处于最高或较高的阶层位序，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处于阶层位序最低的位置；另一方面，各阶层之间的“位序”逐渐趋于定型，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比例下降。这种社会阶层位序的定型正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固化的集中体现。过度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断裂与失衡，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并最终对政治合法性构成巨大的挑战。
二、对新兴阶层的政治整合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在于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阶层的崛起，这对党政体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党和国家的策略选择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就是从最初的“政治排斥”转向现在的“积极整合”。
20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个体工商户阶层刚刚兴起，尚处于发展的前期，国家对其主要采取经济上“默许”和政治上“排斥”的策略。一方面，尽管私营经济因其私有产权的性质在当时备受质疑，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出现引起了党内外的激烈争论，然而，在邓小平的再“看一看”的方针下，私营经济被默许了，正是这种默许为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但仍然将私营企业主视为“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对象。198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仍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仍然被视为排斥和监控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后，党和国家不仅给予了私营企业主平等的经济地位，而且开始积极转变其政治身份，将这个群体视为政治上吸纳的对象。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此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及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确定了“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将私营企业等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中央进一步指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盟友。”自此，党和国家开始将这个群体视为政治吸纳的对象。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进行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者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在1993年、1995年、1997年依次为：12.9%、16.9%和19.9%。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成为社会上庞大的经济力量，党和国家对其主要采取积极政治整合的策略。以2004年“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入宪和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为标志，私营企业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正式承认。自此，私营企业主阶层被排在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中的第三位，党和国家也开始对私营企业主实施更加积极的政治整合。2001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七一”讲话，指出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加入共产党。2002年，党的十六大解决了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包括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求推进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吸收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党员代表。
总之，随着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私营企业主与个体户阶层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并逐步被整合到党政体制之中。
三、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战略选择
如果说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的兴起从横向对党政体制提出了挑战，那么，一定意义上，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则从纵向上要求党和国家作出新的战略和策略选择。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在横向上开始分化，并趋向多元化，但从纵向看，却存在社会阶层结构断裂的现象。
首先，当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离“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一个良好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橄榄形”的，即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而上层和下层所占的比例都比较小。然而，由于农业劳动者数量依然大而且弱，中间阶层规模偏小、实力不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目前依然是“洋葱头形”或倒过来的“丁字形”，而非“橄榄形”。就此而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确实如学者所言，“该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该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
其次，从社会流动来看，虽然等级地位相近阶层之间的短距离的相互流动增加，但等级地位较低阶层与较高阶层之间大跨度的上下流动减缓，而权力机制在社会阶层结构变动中作用的强化进一步加重了这两种情形。“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富二代’、‘贫二代’便是权力机制作用持续强化的结果和具体表现。”
最后，随着精英结盟日益加剧，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鸿沟在加深。随着权力与资本的强势扩张，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以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结合为主要标志的精英联盟，精英之间的结盟一方面强化了精英群体的固有优势，使其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也压缩了大众获得资源和机会的空间，加深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断裂。
断裂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引发各种群体性事件，它给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这就要求党和国家消弭社会阶层的断裂，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为此，党和国家的战略选择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在策略选择上则是多管齐下、全面推进以下策略：
一是化解城乡二元结构。国家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为此，不仅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而且要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二是缩小贫富差距。国家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为目标，一方面，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三是改善流动机制。一方面，国家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例如，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等，使社会成员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努力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四是疏通表达渠道。一方面，在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例如，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基层民主，特别是实行民主恳谈会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完善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例如，积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传统的信访制度与互联网的发展相结合，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
随着上述国家战略和策略选择的实施，社会阶层结构无疑将得到逐步优化，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扩大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