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识别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 2017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报告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广州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广东省经纬社会发展研究服务中心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精准识别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及时把握公众的新需要、新诉求、新问题、新期待，为政府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有益参考，中山大学岳经纶教授带领“公众福利态度调查”团队在2016年广州调查基础上拓展范围，于2017年6至7月在全省21个地级市开展新一轮调查。此次调查发现，广东公众幸福感显著增强，福利获得感较为充实，对社会主要矛盾持有理性认知，收入差距感知温和平缓，各地区在福利需要上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广东省公众的幸福感较强，对社会主要矛盾持有理性认知。超过一半（54.3%）的受访者有明显的收入差距感，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相较于粤东西北地区表现得更为强烈，同时，珠三角地区的公众更倾向于将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市场化所带来的行业间不平等以及个人能力不同，粤东西北等地区受访者则更倾向将其归因于教育不平等和特权与腐败。
第二，公众贫困感知温和，致贫原因呈地域差异。调查中只有29.2%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贫困问题“严重”或“非常严重”，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将贫困归结为“穷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穷人的运气不好”、“穷人懒惰或缺乏勤俭美德”等内因，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外因。
第三，社会救助显成效，低保执行趋于完善。低保标准日趋合理，揭阳对当地低保标准认同度最高，佛山的认同度最低；低保对象瞄准精度提升，珠三角地区的瞄准精度高于粤东西北地区的瞄准精度；低保申请程序尚有改进空间，珠三角地区认为低保申请程序不合理之处主要在于程序漫长和申请材料太多等方面，而粤东西北地区则更倾向于认为是在于“审批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和“民主评议环节不合理”等方面。
第四，社会保险缴费与待遇区域内差距缩小，区域间差异明显。珠三角地区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较为乐观，粤东西北地区受访者的参保率较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与养老待遇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方面，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反映出比粤东西北地区的受访者更为强烈的负担感，而在养老待遇方面，珠三角地区的受访者也比粤东西北地区的受访者反映出更为强烈的获得感。
第五，教育养老支出呼声最高，民生投入诉求表现分化。整体而言，公众对各项民生支出均反映出较为强烈的诉求，而对基本公共教育和社会养老服务的呼声最高。而不同地区在对民生投入的诉求上表现分化。教育支出呼声最高的是惠州，养老支出呼声最高的是江门，低保支出呼声最高的是潮州，医疗支出呼声最高的是广州，住房保障支出呼声最高的是茂名。
第六，老龄“二孩”改变家庭结构，社会照顾需要日趋强烈。在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65.2%）反映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在老人照顾方面，公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陪聊天解闷”成老人照顾最需要的社会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在陪聊天解闷、上门探访及其他上门服务等表现出比珠三角地区更为强烈的需要；而在“二胎政策”配套措施方面，受访者对“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的呼声最高，珠三角地区对各项配套措施需要较强，而粤东西北地区需要相对较弱。
一、广东公众幸福感较强，对社会主要矛盾有理性认知
整体而言，在2017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公众呈现出较高的幸福感，61.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幸福”或“比较幸福”。其中，幸福感最强的是珠海以及潮汕地区（包括揭阳、汕头、汕尾和潮州），而幸福感最弱的是韶关、湛江和佛山。
图1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的幸福感对比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题项提问“请您告诉我您觉得您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还是非常幸福？”。重新编码后，令选项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根据各地级市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按照重新编码后的结果计算出均值，均值越高表示受访者的幸福感越强，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的幸福感越强。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在不平等方面，公众对当地收入差距有较为明显的感知，超过一半（54.3%）的公众认为当地收入差距“比较大”或“非常大”，。其中，深圳公众收入差距感最强烈，随后是佛山、广州和云浮，收入差距感最弱的是湛江、中山和韶关。
图2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的收入差距感对比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题项提问“您认为您当地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小、比较小、一般、比较大还是非常大？”。重新编码后，令选项非常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非常大=5，根据各地级市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按照重新编码后的结果计算出均值，均值越高表示受访者的收入差距感越强，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的收入差距感越强。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在关于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方面，整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58.4%认为“个人能力不同”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随后分别是“行业间不平等”、“特权与腐败严重”和“教育不平等”等原因。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对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存在认知上的差异。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和汕头经济特区的受访者倾向将其归因于市场化所带来的行业间不平等以及个人能力不同，而粤东西北等地区受访者则更倾向将其归因于教育不平等和特权与腐败。具体而言，广州、汕头、江门、深圳等地有较多受访者认为“行业间不平等”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珠海、深圳和东莞等地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个人能力不同”是主要原因，茂名、湛江和云浮等粤西地区则最多受访者认为“教育不平等”是主要原因，梅州、茂名、阳江等地的受访者则更倾向认为“特权与腐败严重”是主要原因。
图3 广东省调查受众对造成收入不平等原因认知的整体情况（%）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的数值为百分比，表示受访者选择“个人能力不同”、“行业间不平等”、“特权与腐败严重”、“教育不平等”、“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作为造成收入不平等原因的频率，频率越高表示有更多的受访者将其作为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二、公众贫困感知温和，致贫原因呈地域差异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2016年，广东出台了《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在2017年调查中，只有29.2%的受访者认为当地的贫困问题“严重”或“非常严重”。其中，主观贫困感知度最为强烈的是云浮、茂名、河源和韶关，感知度最弱的则为深圳、中山、珠海和佛山。
图4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的主观贫困感知度对比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题项提问“您认为 市的贫困问题是非常严重、严重、一般、不严重，还是非常不严重？”。重新编码后，令选项非常不严重=1，不严重=2，一般=3，严重=4，非常严重=5，根据各地级市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按照重新编码后的结果计算出均值，均值越高表示贫困的主观感知越强烈，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的主观贫困感知越强。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的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在致贫原因方面，受访者主要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穷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不同地区受访者对致贫原因存在认知差异。就“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言，韶关市的受访者将其作为造成贫困原因的比例最高，为49.7%； 就“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言，茂名受访者选择比例最高，为57.6%；就“穷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而言，江门最高，有52.5%；相反，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发达城市受访者则更倾向于将贫穷归因为“穷人的运气不好”或“穷人懒惰或缺乏勤俭美德”。
图5 广东省调查受众对致贫原因认知的整体情况（%）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的数值为百分比。表示受访者选择“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穷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穷人懒惰或缺乏勤俭美德”、“穷人的运气不好”等作为致贫原因的频率，频率越高表示有更多的受访者将其作为导致贫困的原因。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的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责任认知上，大部分受访者（约73%）认为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和穷人双方的责任。这与2016年在广州市进行的公众福利态度调查结果相同，在分地区样本中也呈现出相似的结果。在各个地级市，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和穷人双方的责任，超过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这部分受访者比例高于70%。然而，整体上，大部分受访者对政府贫困支出力度的感知度不高，67.6%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在救助穷人方面花的钱“比较少”或“非常少”。同时，各地级市受访者对政府贫困支出力度的主观感知度普遍偏低且差异较小，其中，感知度最强的分别是中山和广州，感知度最弱的是茂名和韶关。
图6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对政府贫困支出力度的感知度对比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题项提问“您认为 市的政府在救助穷人方面花的钱是非常多、比较多、刚刚好、比较少还是非常少？”。重新编码后，令选项非常少=1，比较少=2，刚刚好=3，比较多=4，非常多=5，根据各地级市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按照重新编码后的结果计算出均值，均值越高表示受访者对政府贫困支出力度的感知度越强，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对政府贫困支出力度的感知度越强。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三、社会救助显成效，低保执行趋完善
2016年《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底线民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方案》中重点提出将提高低保标准、健全经济核对、规范审核审批作为主要任务。对此，调查中公众反映出了敏锐的感知。
第一，低保标准日趋合理。整体而言，只有28.5%的受访者认为当地低保标准太低。对低保标准认同度最低的前三位分别是佛山、茂名和清远，分别只有19.1%、21.0%和21.3%的当地受访者认为当地低保标准“刚刚好”，认同度最高的为揭阳、阳江和中山，而其中，在认为当地低保标准太低的受访者中，佛山市和韶关市的受访者占比最高，分别为36.2%和36.1%，揭阳市和中山市的受访者占比最低，分别为20.4%和22.2%。
图7 广东省21个地级市认为当地低保标准太低的受访者比率（%）
注：图中数值为百分比，表示当访员根据受访者所在的城市读出当地的低保线时，在题项“您当地目前的低保线为 ，您认为是太高、有点高、刚刚好、有点低还是太低？”中选择 “太低”的受访者人数之和除以总人数得出受访者认为当地低保标准太低的比率，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认为当地低保标准太低的受访者比率越高。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第二，低保对象瞄准精度提升。关于低保对象的识别，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0.7%）认为他们身边基本没有不符合低保条件却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只有7.7%的受访者认为在他们身边这样的家庭有很多，剩下41.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身边有一小部分不符合低保条件却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在对当地低保对象瞄准精度的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茂名、河源、云浮和清远的受访者认为当地低保对象瞄准精度较低的是，而广州、珠海、中山和深圳的受访者则反映出当地有较高的低保对象瞄准精度。
图8 广东省21个地级市低保服务对象的瞄准精度对比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题项提问“您认为您身边不符合低保条件却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是有很多、有一小部分还是基本没有”。重新编码后，令选项基本没有=0，有一小部分=1，有很多=2，根据各地级市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按照重新编码后的结果计算出均值，均值越高表示该地区低保服务对象的瞄准精度越低，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低保服务对象的瞄准精度越低。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第三，低保申请程序尚有改善空间。关于低保申请程序，有41.5%的受访者认为“审批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存在“申请程序漫长”、“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太多”和“民主评议环节不合理”等问题。就“审批过程不够公开透明”而言，揭阳最严重，有49%的受访者认为不够公开透明；就“申请程序漫长”和“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太多”而言，江门最严重，分别有36.3%和31.8%的当地受访者选择了这两个选项；而对民主评议环节有异议的集中在茂名，有30.3%的当地受访者认为“民主评议环节不合理”。
图9 广东省调查受众对低保申请程序不合理之处的认知（%）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的数值为百分比，表示认为低保申请程序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审批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申请程序漫长”、“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太多”、“民主评议环节不合理”、“申请条件较苛刻”或认为“还有其他不合理之处”和“没有不合理之处”的受访者比率。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四、 社会保险缴费与待遇区域内差距缩小，区域间差异明显
在社会保险方面，调查样本中有65.3%的受访者参保，其中57.2%的受访者在本地参保，7.5 %的受访者外地参保。从参保类型看，61.7%的受访者参加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37.9%的受访者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0.4%的受访者参加了其他保险。在地区分布上，参保率最高的是深圳，最低的是汕尾和梅州。
图10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社会保险参保率对比（%）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数值为百分比，表示受访者中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人数占受访者总数的比率，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受访者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越高。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在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和养老待遇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有41.1%的受访者认为当地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有点高”或“太高”。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感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缴费负担感最强的是佛山、中山和珠海，最弱的是揭阳和云浮。而就养老待遇而言，有61.5%的受访者认为“有点低”或“太低”。如以养老服务的获得感来衡量养老待遇水平，那么不同地区在养老服务的获得感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获得感最强的是佛山，最弱的是云浮。
整合这两个维度来看，广东大部分地级市的养老待遇水平和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集中于散点图中“低缴费、低待遇”和“高缴费、高待遇”两个象限，部分城市稍微偏离趋势主线。这表明广东省内不同地区的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受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虽然地区内缴费水平与待遇水平呈正向关系且差距缩小，但地区间差异加大，亟需加强全省统筹。
图11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和养老待遇水平散点图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横轴表示“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数值从左往右逐渐递增，题项提问“您认为当地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是太高、有点高、刚刚好、有点低还是太低？”。重新编码后，令选项太低=1，有点低=2，刚刚好=3，有点高=4，太高=5，均值越高表示当地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越高，公众缴费负担感越强；纵轴表示“养老待遇水平”，题项提问“您认为当地的养老待遇是太高、有点高、刚刚好、有点低还是太低？”。重新编码后，令选项太低=1，有点低=2，刚刚好=3，有点高=4，太高=5，均值越高表示当地养老待遇水平越高，公众获得感越强。由此区分出“高缴费高待遇”，“低缴费低待遇”，“高缴费低待遇”，“低缴费高待遇”四个象限。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五、教育养老支出呼声最高，民生投入诉求表现分化
从民生领域的支出诉求来看，整体上，呼声最高的领域分别是基本公共教育和社会养老服务，相对而言呼声最低的是基本住房保障。然而，不同地区的民生支出诉求存在差异。就加大基本公共教育支出而言，呼声最高的是惠州，潮州和河源紧随其后，呼声最弱的是云浮；就社会养老服务支出而言，呼声最高的是江门，阳江、湛江和茂名紧随其后，呼声最弱的是广州；就城乡居民低保支出而言，呼声最高的是潮州，茂名、江门、湛江和清远的紧随其后，呼声最弱的是广州；而在基本医疗保障支出方面，呼声最高的是广州，江门、梅州紧随其后，呼声最弱的是中山；就基本住房保障而言，呼声最高的是茂名，揭阳紧随其后，呼声最弱的是清远。
图12 广东省调查受众对社会支出的呼声（%）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数值为百分比，表示在“基本公共教育”、“社会养老服务”、“城乡居民低保”、“基本医疗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各项民生支出中，认为应“大幅增加投入”和“适度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率，比率越大表示对该项民生支出的呼声越高。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图13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对提高基本公共教育开支的呼声（%）
注：图中数值为百分比，表示认为应对基本公共教育开支“大幅增加投入”和“适度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率，比率越大表示呼声越高，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对提高基本公共教育开支的诉求越大。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图14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对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开支的呼声（%）
注：图中数值为百分比，表示认为应对社会养老服务开支“大幅增加投入”和“适度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率，比率越大表示呼声越高，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对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开支的诉求越大。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图15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对提高城乡居民低保开支的呼声（%）
注：图中数值为百分比，表示认为应对城乡居民低保开支“大幅增加投入”和“适度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率，比率越大表示呼声越高，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对提高城乡居民低保开支的诉求越大。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图16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对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开支的呼声（%）
注：图中数值为百分比，表示认为应对基本医疗保障开支“大幅增加投入”和“适度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率，比率越大表示呼声越高，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对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开支的诉求越大。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图17 广东省各地级市调查受众对提高基本住房保障开支的呼声（%）
注：图中数值为百分比，表示认为应对基本住房保障开支“大幅增加投入”和“适度增加投入”的受访者比率，比率越大表示呼声越高，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公众对提高基本住房保障开支的诉求越大。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六、老龄“二孩”改变家庭结构，社会照顾需要日趋强烈
随着广东人口老龄化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落实，将逐渐改变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大部分公众在家庭照顾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问题，社会照顾需要日趋强烈。
在老人照顾方面，公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受访者对“陪聊天解闷”、“陪同看病”、“上门探访”、“上门做家务”的需要较多。不同地区对老人照顾的社会支持需要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对“上门探访”、“上门做家务”和“帮助日常购物”需要最强烈的是茂名，对“老人服务热线”需要最强烈的是阳江，对“陪同看病”需要最强烈的是中山，而对“日托站或托老所”需要最强烈的则为江门，对“陪聊天解闷”需要最强烈的是汕头。这表明，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在老人社会照顾上的需要有着明显分化，相对于养老医疗资源供给较为丰富的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随着老龄化和人口外流而日趋乏力。伴随着空巢老人日渐增多，“陪聊天解闷”、“上门探访”及其他上门服务等需要日益强烈。
图18 广东省调查受众对于老人社会支持的需求情况（%）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数值为百分比，表示选择“陪聊天解闷”、“陪同看病”、“上门探访”、“上门做家务”、“老年人服务热线”、“日托站或托老所”、“帮助日常购物”、“老年饭堂或送饭”或“其他”等作为对家里老人照顾最需要的社会支持的受访者比率。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需要的配套措施的选择中，受访者最为强烈的需要不是当期直接的医疗资源或医疗费用，而是“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选择该项的受访者比率为60.0%，“提高生育医疗费的补贴标准和报销”位列第二，选择该项的受访者比率为56.3%，随后是“加大对幼儿园的投入”和“加大医院妇产科和儿科建设投入”，选择这两个选项的受访者比率分别为51.8%和48.5%。与此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出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最需要的配套措施的选择方面存在差异性。其中，对“加大医院妇产科和儿科建设投入”、“加大对幼儿园的投入”和“完善产假和陪护政策”需要最强烈皆为的为深圳，最弱的则都为揭阳；在“加大对3岁以下儿童照顾机构的投入”方面，需要最强的是深圳和惠州，需要最弱的是云浮；在“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方面，深圳市受访者表现出最为强烈的需要，而潮州和汕尾对此项措施的需要最弱；在“为家庭发放儿童照顾津贴”方面，深圳和江门的需要最为强烈，梅州的需要最弱；在“提高生育医疗费的补贴标准和报销”方面，需要最强烈的是广州，揭阳和汕尾对此项需要最弱。
图19 广东省调查受众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配套措施的需要情况（%）
注：图中蓝色柱状图数值为百分比，表示选择“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生育医疗费的补贴标准和报销”、“加大对幼儿园的投入”、“加大医院妇产科和儿科建设投入”、“加大对3岁以下儿童照顾机构的投入”、“完善产假和陪护政策”、“为家庭发放儿童照顾津贴”或“没有一个是”作为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最需要的配套措施的受访者比率。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同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65.2%）均认为其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使得自己很难履行家庭责任，其中，工作-家庭关系失衡最严重的地区是中山、深圳、清远和广州，而工作-家庭关系最为平衡的地区是汕头和揭阳。
图20 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受访者工作与家庭平衡度对比
注：图中数值为平均值，题项提问“有人认为，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使我们很难履行家庭责任。您和这种情况相似吗？”。重新编码后，令“完全不相似”=1，“不大相似”=2，“基本相似”=3，“完全相似”=4。根据各地级市受访者的回答情况，按照重新编码后的结果计算出均值，均值越高表示该地区受访者工作与家庭平衡度越低，即图中颜色越深表示该地区受访者认为工作所占用的时间使得其很难履行家庭责任。
数据来源：根据《2017年中山大学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中对应题项调查结果计算所得。
七、精准识别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判断，为广东省在新时代谋划发展、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为了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就要正视人民需要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次调查发现：广东公众的幸福感较强，对社会主要矛盾有理性认知；公众贫困感知温和，致贫原因呈地域差异；社会救助显成效，低保执行趋于完善；社会保险缴费与待遇区域内差距缩小，区域间差异明显；教育养老支出呼声最高，民生投入诉求表现分化；全省公众在教育养老财政支出方面的呼声最高，省内民生投入诉求表现分化；同时，广东老龄化步伐加快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生活结构，老百姓的社会照顾需要日趋强烈。
综合上述调查发现，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强化省级社会政策功能，推动区域平衡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大判断，为广东省在新时代谋划发展、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为了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就要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对于广东省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社会政策在协调由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中的作用，在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做好前期的调研准备工作，了解公众的真实需要，从而使得社会政策的制定能够更好地推动各地区的平衡发展，更加精准地契合公众的需要。
第二，加快推进社保省级统筹，缩小区域间差异。广东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在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方面呈显著差异。2017年7月1日起广东省开始施行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意味着我省迈出了社保省级统筹的第一步，接下来，应进一步将省级统筹扩展至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乃至其他险种，真正实现社保的省级统筹，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的抗风险能力，促进社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而与此相配套，应进一步增强全省社会保险管理经办服务能力，为公众撑好社会保护大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三，补齐民生短板，从编织安全网转向提升获得感。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的供给往往注重加大福利资源的输送，而忽视了公众的实际需要。调查发现我省公众对政府在基本公共教育、社会养老服务、城乡居民低保、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上加大投入的需要仍非常强烈，而对基本公共教育和社会养老服务的需要尤为强烈，这需要政府从以往将改善民生作为一项义务工作来完成的观念进行转变，而将其视为公众的一种权利，更多地倾听公众的声音和诉求，特别是要高度重视不同地区公众的不同福利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主体的协同作用，共同为人民群众织牢民生保障的“安全网”，不仅要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更要通过优化服务供给方式，切实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加强社会支持力度，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在社会服务领域发挥协同作用。广东省公众面临着多重身份的压力，在工作-家庭关系中大多处于失衡状态，传统家庭照顾模式弱化，社会照顾需要日趋强烈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因此，我省应加强社会支持力度，推进社会服务领域实现从多元化治理转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调查显示，在社会照顾方面，不同地区的公众拥有不同的照顾需要，而对有关配套措施的需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加强社会支持力度时，不应盲目增加各项资源的投入，而应精准识别公众需要，有针对性地供给社会福利，同时，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应在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加强沟通和协调，明确各自的权力责任边界，发挥好协同作用，形成治理合力，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为公众提供更加有效、更加优质的社会照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