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5日，国家治理研究院第六十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第二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社群层面的精准扶贫与共同富裕”，由王雨磊副教授主讲。王雨磊，社会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兴华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广州市社会学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社会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精准扶贫与国家治理方面、社会保障、社会资本等领域的研究。本期沙龙由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玉成教授主持。
本期沙龙王雨磊副教授以“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为切入点，整个沙龙分为四个部分展开：（1）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2）为什么要精准扶贫？（3）精准扶贫的措施。（4）精准扶贫政策在社群层面上的影响。通过层层推进解析目前社群层面的精准扶贫是如何背离了原有的共同富裕目标，造成了国家政策和实际实施上的脱节，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
在第一部分，王雨磊副教授针对“精准扶贫何以瞄不准”作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其原因有五个层次：技术偏差、组织失灵、政治权变、关系运作、施政伦理。随后，王老师针对各个层次作出了扩展。在简要解答了这个问题后，王老师又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精准扶贫的出路何在？怎样才算扶贫精准？
在第二部分解析国家扶贫政策之后，王老师提出“精准扶贫是一种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视角，是一种‘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技术安排”的观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然而当前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挑战，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国家采取了精准扶贫的政策手段。精准扶贫和共同富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王老师就此又抛出了一个问题：总体层面的共同富裕，能否回到社群层面的共同富裕？
在第三部分，王雨磊副教授对精准扶贫的具体政策“对口帮扶”进行了分析。他将这个政策概括为“定人、定钱、定项、定时帮扶贫困村”。“定人”是指“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定钱”则要强调扶贫资金的专项专款专用，一是多方筹资，限期到位；二是压实责任，县级统筹；三是精准使用，严格监管；四是强化考核，严格问责。“定项”则指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精准脱贫等。“定时”则指提出的三个目标：三年脱贫；要有三年总体规划、年度规划、个人针对性帮扶；要分年度、分季度设立扶贫项目。精准扶贫的扶贫者由扶贫办、帮扶单位及其驻村干部、村干部三个主体构成，扶贫办是精准扶贫的任务布置者和考核者，驻村干部是精准扶贫的任务承担者，村干部是精准扶贫的最终落实者。
在解析“对口帮扶”政策时，王雨磊副教授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分析了其政策设计上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优缺点。并由此引出了国家与社群对扶贫的再分配分歧，这与沙龙第二部分中王老师抛出的“总体层面的共同富裕，能否回到社群层面的共同富裕”这一问题相呼应。国家再分配是具有闭合性的，它依托于行政共同体制，从贫困县到贫困村，再到贫困户，是一个逐级确立，不断细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有的村民符合贫困户的要求，只要不在贫困县内，就无法成为贫困户。确定扶贫目标则按照政治正确原则，即确立脱贫目标只依据贫富层度，而不看贫困原因，“帮穷”是精准扶贫的最高指标。
在社群中则不然，社群再分配秉承村庄原有的再分配逻辑：一是家户均等。二是公益优先，个人利益没有正当性。三是自成一体。平均分配最具有正当性，“国家福利，人手一份，不宜偏私。”如果不平均分配，则需要一个额外的正当性。比如帮弱，帮需，帮亲。为了更详细地说明国家再分配与社群再分配之间的冲突，王雨磊副教授还举了几个例子，引领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精准扶贫瞄准了“穷”，而社群在遵循原有的分配逻辑下，社群中的精准扶贫瞄准了谁？
通过所举的五个例子，王雨磊副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五个例子中的家庭，当初被列为贫困户时，并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社群层面的原因。这几个家庭中都有一个外在性的不可改变的强力导致的变故。
当国家精准介入到社群之后，社群是有一个还原过程的，有一个反向的协商。在贫困原因的协商上，国家强调的是“贫”，按收入来划分。社群在细化的户的层面，则以“困”作为依据，值得帮助的是出现了困局的家庭。在贫困责任分配的协商上，划分为个体的和环境的，不变的和可变的。社群所瞄准的，则是贫困责任在环境的和可变的事物上的贫困户。在政治行动的价值协商上，社群致力于让政治行动重新具有社会价值，如住房改造，修建文化室。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到，国家精准介入到社群之后，出现了国家之名和社群之实的分离。根据以上所提及的情况，王雨磊副教授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应该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强调共同富裕，更要在社群层面上重申其目标，以使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到名实相符。
最后，王雨磊副教授对本次沙龙的内容进行了小结。精准扶贫典型反映了的国家再分配秩序：将资源和政策偏向帮助穷人，从总体上修复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然而国家层面的共同富裕落实到基层中，可能演变为“不共同富裕”。原因在于社群自有其原本的再分配秩序，当国家试图精准介入时，社群会在治理目标、责任分配和治理价值等方面，应激性地与国家产生反向协商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精准扶贫作为手段，与共同富裕目标脱节了。因此，共同富裕既要坚持国家总体性目标，又要兼顾社群层面的再分配价值、社区团结和共同发展。王雨磊副教授认为，以社群为基础的微观政策设计才可以解决国家扶贫的精准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