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
当前，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与世卫组织正式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文件，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的高度重视。然而，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公立和私立部门在对待全球卫生治理时的态度、策略和实践方式，决定了其参与治理的成效，也间接决定了全球卫生治理的未来走向。而全球卫生治理中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战略时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此外，“一带一路”的政策规划与推动,带动了国际医疗版图的重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疗硬件建设投入、医疗管理体制建构以及医疗服务需求提供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比较落后，基础设施较不便利，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较不完善，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也存在大量贸易壁垒，为我国私营部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健康产业的合作带来诸多挑战。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卫生政策进行的国别研究将会为我国未来的医疗产业投资和合作提供支持，同时为我国对外卫生援助带动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本项目由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全球卫生研究中心主导，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七个国家，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了解我国在上述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及产业投资（如医疗器械，医药产业）的情况。在系统梳理卫生体系框架和我国政府和产业活动现状，全面分析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撰写政策简报及相关学术报告，为进一步更有针对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卫生政策研究打下基础。
本系列一共八期，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对研究所选取的七个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肯尼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越南、菲律宾、尼泊尔）的医疗卫生体系进行详细的框架分析。最后，我们将结合国内外学术界和行业专家的深入观察，就中国私立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为我国政府扶持私立部门出海的未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尼日利亚
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妆况：
1.1 国家概况
尼日利亚位于西非东南部，是非洲第一大人口和经济大国，在西非地区和整个非洲都具有重要影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总部设在阿布贾。官方语言为英语。
1.2 社会经济情况
尼日利亚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中低收入国家，贫富差距较大。该国是非洲最大经济体，2018年国民生产总值为3,972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人均1,968.4美元，年经济增长率约为6-8%，主要依靠农业、电信和服务产业。52.2%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53.5%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3 与我国的国际关系
中国与尼日利亚于1971年2月10日正式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尼日利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国[1]。中方在尼日利亚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援建，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尼将围绕技术、金融、旅游等领域展开更多经济合作。
2. 主要健康问题和挑战：
截至2019年11月，尼日利亚人口总量为2.03亿，占非洲总人口的18%，位列非洲第一位，全球第七位，人口增速为2.58%。根据目前尼日利亚的人口增长率（2016年为2.67%）推算，到2030年尼日利亚人口将增长一倍，达2.96亿，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构成非洲最大的本土市场。该国国民平均寿命为52.8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14岁以下年轻人口占据总人口的42.54%，是全球继印度和中国之后年轻人口最多的国家。
作为整个非洲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该国传染病患病率高，患病人数多，病种以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为主。目前，尼日利亚致死率排名前三的疾病主要为下呼吸道感染、新生儿疾病和艾滋病。除了上述疾病之外，在中产阶级中，饮食结构的变化和久坐的生活习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的攀升，包括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和肝硬化等，未来将成为较大的疾病负担。此外，尼日利亚癌症患者数量居非洲国家之首。其中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是增长最快的癌症类型，肝癌的致死率最高（21%）。
3. 国家医疗卫生系统概述：
本报告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体系框架为结构，对尼日利亚医疗卫生系统中的政策监督、服务供给、筹资和支付、卫生人力资源、卫生信息系统和卫生产品管理进行分析。
3.1 政策监管
尼日利亚联邦卫生部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主管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和法规，对所有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进行监管，也负责全国范围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控制和监督、全民免疫保健的组织和管理等。各州政府均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预算，收入差异较大。由于地方政府收到的资金较少，管理松散，导致整个卫生系统基础较为脆弱。
2014年尼日利亚通过了耗时十年的国家健康法案，为国家卫生体系建立了包括公立和私立医疗服务的标准框架，批准建立了基本医疗供应基金，以确保各类群体，尤其是贫困和需要救助的群体，在有限的医疗资源内享受最优服务都能得到医疗保障。2017年尼日利亚政府通过了第二版国家健康战略计划，将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更新和拓展医疗卫生服务，其中包括开发专科医院和诊断机构的服务能力，提供更优质的临床服务。
3.2 服务供给
尼日利亚卫生体系由公立和私立两部分构成，其中主要依靠公立机构运行，私立机构进行辅助。
公立服务体系：公立卫生机构按照责任划分为三级体系，第一级为地方卫生机构，根据2016年PharmAccess Group统计，约有29,854家，由地方政府管理，主要提供基层保，其中79%为公立机构，10%为私立机构，1%为教会组织，其余机构属性未披露；第二级为州级卫生机构，约为3,768家，提供二级卫生保健，其中32%为公立机构，28%为私立机构，4%为教会组织，其余机构属性未披露；第三级为国家级卫生机构，主要为三甲教学医院，其中85%为公立机构，9%为私立机构，4%为教会组织，其余机构属性未披露。其中二级和三级服务主要服务城市，一级医疗机构覆盖乡村地区。联邦政府负责对所有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政策规范和技术指导，为三级教学医院和36个州的联邦医疗中心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械。州政府负责州立医院的医疗资源，也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支持。此外，私立医疗体系、传统医学和非营利组织也在国家级、州级和地方级范围内提供医疗服务。根据欧盟MedCOI尼日利亚国家情况说明书中介绍，在尼利亚的三级卫生体系之间，虽然存在了转诊系统，但由于初级诊疗系统的薄弱，患者往往直接求助于三级医院。
私立服务体系：尼日利亚的私立医疗服务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由很多个个体医疗专家开设的小型医疗机构组成，资源丰富，管理架构清晰，其中一些能够应对几乎所有疾病状况。近年来，联邦政府也逐渐认可了私立医疗领域的贡献，开始鼓励公私合营的模式。目前公私合营在当地政府的倡导下，以几种不同的模式发挥作用。第一种模式是政府拨款建立基础设施，由私营合约商来运营此机构；第二种为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投资和拥有机构，由第三方独立合约商运营机构；第三种为运营商和政府合资，风险和责任共担。
存在的问题：虽然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尼日利亚拥有最多的卫生人力资源，但其护士、助产士和医生的比例（每1000人拥有1.95个医生）仍然不足以充分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因此，一部分患者选择到医疗资源更发达的国家旅游就医。其中，印度接收了一半以上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除了缺乏经过专业认证的医护人员之外，医疗基础设施也相对欠缺。
3.3 卫生筹资
2018年，尼日利亚医疗卫生总费用约为146.9亿美元，占据GDP的3.7%，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约为216.6美元，其中国民自费部分约为155.3美元，自付比例占据总卫生经费的71.7%。政府只负担了约13%的人均医疗支出，剩余部分由外国援助和非营利组织提供，每年约20亿美元。国家医保计划覆盖率只达到3-4%，主要保障联邦公务员。此外，社区医保、州政府医保和商业保险分别为不到1%的国民提供保障。
政府卫生支出：政府的卫生筹资来自于联邦、州和地方三个层级。由于公共卫生在国家策略的优先级靠后，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在国家财政拨款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卫生部能够拿到的国家经费更加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从2010-2016来看，政府健康预算占总预算的在3.7%-5.8%之间，远低于政府2001年在非洲联盟的阿布贾宣言(Abuja Declaration)中承诺的15%预算目标。
社会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中，私人医疗保险约占5％，而南非为45％。为了满足庞大的投保数量，国家医疗保险也采用了公私合营模式，纳入了非公立体系的社区保险。然而项目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数量，主要原因是缺少多样的筹资机制。
个人自付：自付比例占据总卫生经费的71.7%。据估计，有0.8%的国民，也就是约130万人口受这种支出模式影响，落到了贫困线以下。
3.3.1 支付与定价
尼日利亚的医疗维护组织作为购买者，通过按人头付费及按项目付费的混合方式支付。定价方面，公立机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制定。
3.3.2 存在的问题
在卫生经费支出方面，国家86%的卫生经费用于重复性支出，大部分为支付卫生工作者的薪水。霍华德学院全球卫生研究所指出，国家经费只有30%是根据人口分布情况分配的，常常人口数量最少的州拿到较高的卫生经费。在州一级卫生经费的使用上，经费的分配存在南方和北方的失衡，主要是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造成的。
3.4 卫生人力资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该国至少需要237,000名医生。据尼日利亚医疗协会的估计，自2009年以来，全国医生人数以2.7%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2014年已达到66,555人。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一度在于人才流失效应（Brain Drain Effect），而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尼日利亚自身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和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大部分的卫生工作者都主要集中在尼南部城市的三级卫生系统中。
3.5 卫生信息系统
2006年尼日利亚国家卫生信息系统的架构是通过多个政府机构，收集到人群数据和机构数据。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作非常有限，导致卫生信息的碎片化，无法对卫生决策提供支持。针对一系列的问题，2014年尼日利亚卫生信息系统政策运用了新的理论框架，详细地制定了一套数据处理标准，保证各层级数据在信息通讯技术环境下能够保障完整和交叉操作。
3.6 卫生产品管理
3.6.1 筹资
药品方面，尼日利亚政府于2005年制定了国家药品政策，提出基药目录内的药品筹资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同时鼓励私立部门的参与。
3.6.2 监管与准入
国家卫生部下设尼日利亚药师协会（The Pharmacists’ Council of Nigeria）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Agency for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这两个机构负责监督该国的医药产业。
尼日利亚自2016年以来对药品和器械注册开始逐渐实施通用技术文件（CTD）报批，这既是与全球药械注册发展趋势的接轨，也是对于药械注册实行更加严格与规范的管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2017）。医疗设备的每次注册收取零税率，但根据尼日利亚医疗保健联合会（HFN）的实际规定，进口商需支付高达10％的税费。
3.6.3 采购与分销
公立采购的流程是药品和保障用品由各级政府专项基金拨款，由政府组织采购，然后分拨到中央药店和州立药店。但实际上，公立部门的药品采购十分碎片化和分散，许多的采购是由医院或地区医疗主管单位主理的，并没有满足政府集中采购的属性。政府采购在尼日利亚医药采购中所占比率达50％以上，主要提供基本的处方药，用于保障国家公务员和低收入者就医。然而，在基层护理层面，药品储备非常欠缺，因为大部分经费都用于支付人力成本，剩余给药品采购的经费非常少。
在私营部门，进口的药物包括高端专利药和各类辅助药物等。生产商和进口商使用自己的分销渠道卖给批发商。
3.6.4 药品市场概况
根据麦肯锡统计的数据，2014年尼日利亚制药市场规模为14亿美元，预计未来十年将保持9%的年增长率，最终在2026年达到36亿美元。与此同时，来自药品销售的收入将达19至22亿之间，其中仿制药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政府持续投入的背景下，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预计其中55%将来自于处方药销售。公立医院进口药品、医疗器械总值约占该国药品、医疗器械进口总额的38%，而私立医院占比达到62%。
本土厂家生产的均为基药，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液体药剂、药片、胶囊、药膏、护肤液以及眼用制剂。本国生产加上通过尼日利亚进口的药物也供应了整个西非地区60%的药品，大部分是普药和非处方药，除了治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传染病药物以外，还有抗生素、镇痛药、高血压药和肿瘤药。由于科研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受进口药品冲击及政策影响，尼日利亚制药产能整体低于40%，本地企业生产的药品在供应西非区域的所有药品中占据25%，剩下的75%从亚洲公司进口，其中印度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尼日利亚目前有约160家本土或合资医药企业。截止2015年，只有五家通过了联合国GMP认证。另有15家制药企业正在升级厂房设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申请GMP认证。未来它们将是外国仿制药品厂的主要竞争对手。
3.6.5 医疗器械市场概况
根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组织的估算，截至2018年12月，尼日利亚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为1.33亿美元，其中本土生产规模为600万美元，出口额1.2万，进口额1.33亿美元。尼日利亚人均医疗器械产品消费额不到1美元，相较之下，主要发达国家人均100美元以上、东南亚国家人均10余美元，我国人均6美元的水平。
本地企业大量的产能属于闲置状态，医疗设备生产能力也极为薄弱，除了能生产少量的注射器、注射针头及病床外，基本上不能生产其它医疗设备。该国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核磁共振仪、高分辨率CT机、高清晰X线机等医学影像诊断设备，以及高压氧舱、便携式家用制氧机等医用设备。中国是低值耗材和基础器械的主要海外供应商，价格低廉，大多数私人诊所都能负担得起。
3.7 医疗科技创新
除了针对中高收入群体的私营商业保险，面对广大的低收入群体和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微保险”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一些非医疗健康类保险公司也积极参与，例如国家最大的移动运营商MTN就发布了“Y’ello”健康保险，每周只需要预付1.5美元，就可以以最多每月两次/每年七次的频率到全国6000个健康维护组织中看病，保费上限为488美元。
3.8 总结
总体而言，尼日利亚建立起了以公立医疗服务系统为主，私立医疗服务为辅的医疗体系，政府也通过国家健康战略规划积极推动健康领域的发展。但是，其卫生体系仍然面临着重要的挑战：首先，政府的预算及政策推行能力有待提升。由于政府自身的税收挑战，在健康领域的投入进一步受限，使得卫生系统难以有效地改善。同时，系统内部的沟通协调与资源分配也有待改善，如信息管理碎片化，难以有效支持决策；再如人力资源的不平衡。随着尼日利亚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管理领导能力，以此促进社会健康和长远发展。
4. 我国目前在该国的援助活动：
我国在尼日利亚的援助类活动相对较少，时间跨度也较大，在2000年以后大约有5次援助活动，包括药物、器械和资金的援助，以及协助医院建设。
5. 我国私立部门参与尼日利亚医疗卫生建设的情况
我国私立部门在尼日利亚医疗卫生领域较为活跃。在医药方面，私立部门通过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等形式，深度参与尼日利亚卫生建设。例如，我国的众多医药企业，包括悦康药业、四川中康光大制药、华方科泰等通过直接在当地建厂或者设立子公司，积极参与尼日利亚卫生治理。而同时，桂林南药研发的青蒿琥酯“Artesun”也在尼日利亚成功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亚对于青蒿素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而我国自主研发的抗疟疾药物以较高的质量和可负担的价格，收到了当地患者的欢迎，可以有效帮助该国抗击疟疾疫情。
案例研究：复星科麟药业在尼日利亚的卫生参与
上海科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科麟医药”）成立于2008年，是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桂林南药”）全资投资的子公司，属复星医药集团成员企业，主要负责桂林南药抗疟药物青蒿琥酯片剂、针剂的海外推广销售等事宜。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复星医药集团旗下的控股成员企业。
作为一家综合性医药企业，桂林南药专注于化学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产品众多，包括片剂、胶囊剂、注射剂、原料药等四大种类两百多个品种。其中，核心产品青蒿琥酯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X-01号一类新药证书。该系列产品属于抗疟药物，是国际抗疟领域中的知名产品，被誉为“疟疾克星”。2015年，注射用青蒿琥酯入选法国独立医学杂志《处方》(Prescrire)年度“荣誉榜”，是榜单中的少数中国原创药之一。截至目前，注射用青蒿琥酯已经销超1.2亿支。
随着时代的发展，桂林南药不断推进国际化发展。在2010年以前，桂林南药就已尝试开拓非洲市场。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青蒿琥酯等系列药品的国际市场潜力，桂林南药投资成立了科麟医药，并将科麟医药作为国际营销平台。
近年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科麟医药愈发积极地参与到非洲医疗卫生建设当中。从2009年到现在，科麟医药在加纳、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分别成立了四个子公司，并在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和赞比亚设立了4个办事处。在此过程中，我国政府也给予了很多支持与帮助，例如，国家的援建项目帮助改善了科麟医药的一些产品在非洲当地的接受度，中国政府与非洲当地的主动沟通帮助科麟医药的参与从盲目变得精准。
除了国家政策的支持，非洲的人口结构对我国私营部门的参与也提供了机遇。结合国家援助规模考虑，科麟医药中短期的投资对象主要为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这三大类疾病的抗生素、止痛药、高血压药，尤其是抗疟药物；长期布局中也包含对肿瘤药的投资。
但在产品定价方面，科麟医药的药品在非洲定位偏低，具体体现为价格和质量偏低。相对于一些在药品推广上投入较多的、走高定价路线的企业而言，科麟医药的战略是将药品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批发商。从销售渠道角度而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国际组织合作，由国际组织分发给国家中央药库，最终分发给各个公立医院；另一种是直接分销到私立药房。当然，科麟医药目前也在为直接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等更为稳健的合作方式做准备。
经过多年的努力，科麟医药在非洲的尝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蒿琥酯已被广泛认可并使用。根据桂林南药官网统计显示，青蒿琥酯已挽救了2400多万非洲虐疾患者的生命，且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尽管科麟医药仍在致力于更好地“走出去”，但实际上仍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由于缺少申报材料难以获得药监局的准入许可、当地政府的腐败和拖沓拖慢企业工作效率、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导致难以建厂等等。这些困境要求科麟医药不断地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除了医药产品，中国企业也在尼日利亚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医疗器械捐赠和合作，如2015年，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建设哈科特港专科医院；东软医疗以国家援外项目为依托，在尼日利亚市场经营影像类医疗设备等。
机遇和挑战：
对于我国私立部门来说，尼日利亚药品医疗器械方面机遇与挑战同在。
机遇
一、人口数量巨大，政治稳定，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二、作为西非共同体的中心，尼日利亚供应了整个西非区域60%的药品，但其自身产能发展跟不上实际需求增长。
三、政府大力推广本地建厂，在招标评估中通过对本地厂商采取优先采购和更高的优惠额度。
四、当地对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较大。
具体来说，当地主要的药品需求包括抗疟药、抗肺结核药物、疫苗和抗逆转录病毒药、抗生素、驱虫药、肿瘤药物和糖尿病药物等。未来预计内分泌药物、肠胃药、心血管疾病药物、血液病药物和传染病药物会占据80%的市场份额（麦肯锡，2017）。我国以康悦为首的私立部门通过在当地生产药物，更为直接快速地满足了其对抗疟疾类药物的需求；而桂林南药的青蒿琥酯在当地上市也得到了认可和使用，并以较低的价格为提高了该国药品的可及性。
医疗器械需求较大的包括诊断设备，如磁共振成像（MRI），计算机断层扫描（CT），数字X射线，超声波，乳房X线摄影和超声波扫描；医疗一次性用品，尤其是用于检测疟疾寄生虫，药物滥用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病等传染病的医疗一次性用品。大多数私人诊所都难以负担全新的大型设备，因此选择使用二手设备（牛津商业集团，2015）。因此，我国私营部门除了可以提供高精尖仪器设备外，还可以为当地医疗机构供给低值耗材和基础器械，参与并带动当地闲置企业进行基础医疗器材生产，从而使更多本地中小私人医疗部门能负担。
挑战
一、原材料紧缺，不利于生产商自给自足。就活性药物成分一项来说，尼日利亚一年就要损失920万美元。根据尼日利亚联合药剂师学会的统计，85%的活性药物成分需要进口，使得药品成本越来越高。许多原料药以化工和石化副产品的形式出现。尽管拥有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储量，尼日利亚的下游石化行业仍不发达。
二、药品准入要求高，流程复杂：理论上，该国准入要求接近国际标准，文件要求CTD格式。但许多中国仿制药企业目前还未进行一致性评价，缺少相关的CTD格式资料，生产设备也需要按照国际标准升级，因此达到准入要求需要花费大量的企业成本。此外，尼日利亚药监局经常出现文件遗失情况，流程也比较复杂，时间成本越来越大，是尼日利亚药企引进中国产品时的痛点和难点。
三、流通分销方面，一些生产商使用私营的物流公司，有些甚至使用快递公司，导致很多药品通过没有注册或许可的销售平台注入民间。多数情况下，运输的效率及质量得不到保证，也出现了产品未达到目的地就过期的情况（中非基金，2018）。目前，中国在当地较为活跃的药企和械企大多选择合作的分销商进行私立市场的销售。因此，我国私营部门需要尤其谨慎选择分销商和分销路径，确保产品的安全性，保证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据行业专家指出，本地品牌在当地的推广难度比较高，面临来自各方的竞争，推广投入较大，品牌认可需要时间。很多优质的中国产品厂家对非洲关注度不足，在各环节支持很弱。因此目前在当地已经开展业务的厂商普遍选择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批发商，赚取较低的净利润。
在尼日利亚医疗服务领域，我国私营部门也可有发挥较大的作用。
一、人口基数大，但获得专业认证的卫生人才少且基础医疗设施欠缺；
二、该国对慢性病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需求越来越高，对于医院诊断和治疗的精确性和综合性提出更高要求；
三、中高收入群体具备消费能力，然而该国目前的私立医疗服务领域尚不能满足此类人群的需求，部分患者选择进行境外旅游就医但造成资金外流。
对此，我国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参与当地医院建设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该国卫生资源的缺乏，并改善当地医疗条件，为更多的人提供就医机会。此外，我国的医疗服务者也可以通过发挥技术优势，提供高质量的私立医疗服务，减少收入较高患者的境外就医，并借此促进其他投资，同时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然而，根据笔者对相关专家的采访得知，私营部门的参与也可能存在以下挑战：
一、由于政府各种政策的限制和要求，企业与政府合营面对一系列掣肘，而企业的自由度会偏低；
二、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罢工时常发生，不利于项目的及时推进；
三、在人力资源方面，当地员工在教育和文化程度方面参差不齐，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对工作的理念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人员管理上有一定困难；
四、尼日利亚常常有商业欺诈的问题，有许多的空头公司、阴阳账本和实际不存在的业务机会，因此私营部门也需注意做好前期的背景调查工作。
作者团队：
郝元涛 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全球卫生研究中心主任
徐 东 原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全球卫生研究中心创始常务副主任（现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教授）
郝 春 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全球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 哲 艾社康（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
李 群 艾社康（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总监
谢 宇 艾社康（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刘 畅 艾社康（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大中华和东南亚区负责人
施怡聆 艾社康（上海）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未来健康 青年学人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全球卫生研究中心(Sun Yat-sen University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SGHI )是隶属于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的校内机构。SGHI 以全球卫生视野下的卫生政策和体系研究为核心,着重卫生体系方面的干预性研究,为提高医疗卫生的可及性、效率与质量,进而促进人群健康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