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中午，国家治理研究院第六期学术沙龙如期在文科楼五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中国特色清廉指数构建与试调查，由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倪星教授主讲，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玉成教授主持。
(学术沙龙盛况)
倪星教授介绍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反腐行动的讨论。Melanie Manion指出，要认真看待中国当前的反腐行动，因为其具有鲜明的特点：打破“刑不上大夫”的精英保护传统；通过机制设计解决监督问题；减少导致腐败的制度激励。Andrew Wedeman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认为中国的腐败不是掠夺性腐败，而是发展性腐败。在腐败和增长的顺序问题上，中国先有改革，后有腐败蔓延；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的腐败更具寄生性而非掠夺性，因其寄生于经济增值部分，故不会损害发展；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措施发挥了一定效力，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
在上述观点中，官方反腐败措施的效力是关键的解释变量。但事实上，如何测量反腐败措施的实际效果一直是廉政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常用的方法是客观测量，就是利用官方发布的办案数据，反映政府的反腐败程度。实际上，这样的数据往往不具有说服力，甚至会出现一些悖论，即官方公布的办案数量越多，老百姓对于政府清廉度感知反而越差。例如，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几乎倍增，但在透明国际组织2014年度的CPI中，中国得分却从40分降到36分，排名从第80名跌至第100名。因此，很有必要采用主观测量的方法去了解公众对于政府反腐败措施的感知，更全面、多元、真实地反映中国政府的清廉度。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从2013年开始启动中国特色清廉指数的构建和试调查，2013年与2014年都是在广东省内进行试调查，2015年正式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中国特色清廉指数包含了六大部分：廉洁感知指数，即老百姓对腐败状况的整体印象；腐败接触指数，即老百姓是否有接触腐败的直接经历；腐败容忍指数，即老百姓对腐败的认知和容忍程度；反腐败意愿指数，即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和力度；反腐败满意指数，即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看法；反腐败信心指数，即公众对未来反腐败态势的看法。
前两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老百姓的廉洁感知下降，但反腐满意度迅速提升，参加反腐败斗争的意愿迅速好转，接触行贿受贿经历的人迅速减少。如何解释当前随着官方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公众清廉感知反而下降的背离趋势？倪教授认为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1.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当前腐败存量太大，反腐败会在短期内揭露出更多、更高层、更严重的腐败案件，从而不断冲击群众的心理底线，自然会恶化公众感知。2.反腐败工作从加大投入到最终产生结果，存在着5年左右的时间滞后效应，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坚持。3.当前官方反腐败的重心集中于清理腐败存量，而公众认为腐败泛滥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不透明，二者指向发生偏差，必须尽快调整反腐败政策。
